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将自己塑造成保守党领袖候选人的形象:“法定产假工资是税收的一个功能;税收来自于工作的人。我们从一群人那里拿东西给另一群人。在我看来，这太过分了。”她正在接受时报电台(Times Radio)的采访，也许她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在这里，没有实体的声音可以玩弄文字，而不必过于担心它们所蕴含的含义，介于政治和梦想之间。
现实介入了，因为人们粗鲁地坚持认为语言确实有意义，实际上，政治家，即使是那些在上帝的保佑下，离权力还有好几年的人，仍然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说到底，税收不就是把资源从一个群体分配给另一个群体吗?这不就是养老金吗?这不就是社会吗?如果产假是一种过度的资源再分配，那么多少产假才是合适的?没有一个吗?
巴德诺克的对手们欢欣鼓舞;其中一人告诉记者，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什么都不用说。她的盟友抱怨说，其他人“试图从采访中选择性地引用一些话来获得政治打击”，这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对待重返政府”，最后说:“凯米显然支持产假工资。”
这真的一点都不明显，也不清楚听了那次采访而不去分析它的含义会如何帮助该党重新执政。为自己说话，巴德诺克在X上说:“我当然相信产假工资!”接着又说:“当然，产假工资不会太高……没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会这么认为。”
她的愤怒听得见，但目标不明。另一位盟友茱莉亚·洛佩兹(Julia Lopez)称其为“精心制作的产妇堆积”，这几乎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这些言论是为了引起愤怒而编造出来的吗?这种愤怒是为了诋毁演讲者而精心策划的吗?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绒毛哺乳枕头的目录描述。
一个保守党成员，在选择一个政党领袖的时候，当他们着眼于在某个时候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她们是否应该相信严厉监管的巴德诺克，他将剥夺她们的生育权利?或者是更理性的巴德诺克(Badenoch)，谁希望职场权利的世界保持现状，除了减少监管?当然，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从任何一位保守党领袖候选人那里挖掘出任何具体意图都是不可能的。
除了讨厌繁文缛节，Badenoch也受够了所有文化都被平等对待。这很少涉及细节，比如我们认为哪些文化更优越，以及我们如何集体表明劣等文化(我们可以穿颜色编码的制服吗?还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被拘禁?)
与此同时，罗伯特·詹里克(Robert Jenrick)希望通过对“主导教育和社交媒体思想的进步价值观”发动“空战”，来“引发”年轻人态度的转变。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正在讨伐“在意识形态纯洁性的祭坛上牺牲务实政府的国家利益”。汤姆·图根哈特希望减少移民，同时“让经济的血液再次流动”，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愿望是否相关。
学者蒂姆·贝尔(Tim Bale)今天发表了一项关于保守党成员和普通公众之间差异的研究，在他们同意诸如“领导人需要能够支配人民，偶尔表现出一点侵略性”等言论的可能性方面，发现了意料之中但却存在重大分歧(公众:43%不同意，28%同意;成员:29%不同意，47%同意)和“领导者能够操纵局面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公众:48%不同意，21%同意;成员:28%不同意，43%同意)。
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牺牲、祭坛、鲜血和内脏的言论并非凭空而来。托利党候选人所面对的选民，对黑暗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自恋和精神病)的重视程度或不赞成程度，与其他人成反比，这使得他们使用会让其他人都逃跑的意象和隐喻并非不合理。
巴德诺克没有浪费时间进行类比。她的方法更简单:找到你不允许讨厌的东西，任何东西(母性、宽容)，然后在行为上讨厌它。如果它飞不起来，不用担心——就说你被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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